斯宾诺莎
1673年5月，斯宾诺莎应法国统帅邀请，前往乌得勒支的法国军营拜访这位来自法国的仰慕者。
然而，当他抵达军营时，恭德王子已应召返回法国。斯宾诺莎等了数周也不见恭德王子回归，就不再等候，准备返回他在海牙的住所。临行前，有法国人告诉他，假若他愿意撰写一部题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作品，即可获得一笔丰厚的年金，但斯宾诺莎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个要求。
尽管如此，斯宾诺莎的这次拜访仍然在海牙的舆论场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荷兰当时正与法国交战，在某些嫉恨斯宾诺莎的智术师的煽风点火下，不了解内情的海牙群众轻率地相信斯宾诺莎犯下叛国通敌的罪行。愤怒的暴民来到斯宾诺莎住所前游行抗议，并向窗户投掷大量石块。在这个过程中，房东随时都在担心暴徒会破门而入，将斯宾诺莎活活打死。
纵观斯宾诺莎的哲学生涯，应当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致命的危险。还在尚未被正式驱逐出犹太教会的年代，一次晚间散步时，斯宾诺莎遇到一名狂热分子，试图用匕首刺杀他。斯宾诺莎当时穿的披风让他躲过了刺向他的匕首。事后，他将那件划破的披风留下来当作纪念品，以便随时提醒自己，那些被权力操控、被情感奴役的狂热分子有多么危险。
斯宾诺莎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各种危险、不幸和迫害。若按常理推断，这样的人发展出一套否定世界、审判他人的阴暗哲学，倒是不足为奇。然而，斯宾诺莎的哲学恰恰与那种执着于否定和审判的哲学大相径庭。在他看来，那种哲学家“不把人所以软弱无力和变化无常的原因归结于自然的共同力量，而归结于人性中某种缺陷，对于此种缺陷，他们表示悲哀、嘲笑、蔑视，通常甚或加以诅咒”，他们不择手段地“指责人心的弱点”，从根本上是为了 “被尊为神圣”，但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斯宾诺莎认为，对哲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用理性的方法找出这些狂热分子被操控的根本原因，而这首先就要做到“勿怨憎人，勿轻蔑人，勿嘲笑人，勿忿怒人，勿嫉视人”。只有在心中放下所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仇恨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哲学的理性反思，去打破专断权力为民众编织的诸多贬低和否定人性、煽动狂热激情的假象，去展露激励人们寻求真理与自由的积极肯定的生命形象。正如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敏锐洞察到的，对生命的自我肯定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最大特点。
自我肯定可说就是德性的全部。但是，自我肯定是对于人的本质性存在的肯定，而关于人的本质性存在的知识却是通过理性——即能获取恰当观念的心灵力量——这个中介而获得的。所以，无条件地按德性的要求去行动与在理性的指导下去行动是一回事，其所肯定的，都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或真正本性。
可见，一个人要摆脱种种狂热，就是要在理性的指导下，按照恰当的真观念去激发行动的力量。所谓真观念，也就是心灵的活动所遵循的规律，不仅能表示事物是如何存在的或为何产生的，其在心灵中的客观效果还将与心灵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真观念对一个人的美好生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仍然深受狂热的情感和流俗的意见的支配。在斯宾诺莎看来，享受美好生活的人应当“不是受他人的支配，而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且仅做他所认识到在他的生活中最为重要之事，亦即仅追求他所最愿望的对象”，而被狂热情感和流俗意见支配的人“不论他愿意与否，完全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要摆脱被动情感和流俗意见的奴役，关键是要纠正对自我、心灵和世界的种种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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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心灵不是“与身体相连或寓居于身体内的独立实体或精神”。心灵对身体并不存在绝对的控制力。“在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灵之有这个意愿或那个意愿乃是被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原因所决定，而另一原因又同样为别的原因所决定，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发现，人的心灵并不了解身体的结构和规律，也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来操控身体的所有活动。一个人的意志再强大，也无法直接去改变他的肠胃消化食物的复杂活动。梦游者即便没有心灵的有意识指导，照样可以顺利做出许多在清醒时做不出来的复杂活动。禽兽虽然没有像人类那样复杂的心灵，但它们的身体仍然可以完成许多超出人类预期的缜密活动。因此，“身体的结构本身，就艺术性而言，实远超过人类的技巧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
在斯宾诺莎看来，低估身体的复杂性，片面主张心灵的至上地位，反倒让哲学思想陷入迷途，更容易让一个人被种种狂热的情感和欲望操控。正确的做法是，明确身体与心灵仅仅是神这个基本实体的两个不同属性，且“意志与理智是同一的”。一个人要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应当让自己的一切思考和行动“唯以神的意志为依归”，“我们愈益知神，我们的行为愈益完善，那么我们参与神性也愈多”。当一个人的理智看透了狂热理想和流俗意见的虚妄时，这个人就会明白，“至善或最高幸福唯在于知神”，“唯有知神方足以引导我们一切行为都以仁爱和真诚为准”。
由于神的本质是理智的，他追求的是实体基于自身本性而具有的“圆满性”，因而反对一个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所谓被奴役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虽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作恶事。”
按照流俗的理解，一个人倘若被理性支配，那就可以摆脱情感上的软弱无力，仿佛只要用理性的认识就足以克服、控制甚至消灭特定的情感，但斯宾诺莎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理性或意志无论有多么强大，都无法彻底消灭情感对人的身体的支配作用，仅仅根据道德或信仰的需要去“嘲笑和诅咒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用体现了理性思维的“几何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缺陷和愚昧”。
斯宾诺莎将人类的情感大致分成两类：当人类的心灵具有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就必然是主动的；而当人类的心灵具有不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必然是被动的。仇恨、畏惧、傲慢等被动的情感虽然不时引发愚蠢的暴行，但“就其本身看来，正如其他个体事物一样，皆出于自然的同一的必要性和力量”。这种同一的必要性和力量就在于，人类的情感都可以被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换言之，人类的情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可以促进身体活力的增加或减少。当人类的情感促进了身体实现自身欲望或冲动的活力时，这种情感就是快乐的；当人类的情感妨碍了身体实现自身欲望或冲动的活力时，这种情感就是痛苦的。
根据这个原则，只要一个人追求的欲望是美好的或有利的，那么他就可以相当轻易地让自己实现快乐和规避痛苦，但实际上，人们经常陷入快乐与痛苦交替的情感旋涡之中，这是因为常人通常不能很清晰地确定自己追求的欲望或冲动是好的。
对于任何事物并不是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或欲求它，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好的，而是，正与此相反，我们判定某种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
斯宾诺莎指出，倘若一个人的爱好是追求永恒无限的智慧和信仰，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培养出宁静平和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但倘若一个人贪恋的是诸如名利肉欲这样“变幻无常的东西”，那么这个人的心灵就必然会不断陷入种种烦扰。这样的人即便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会陷入相反情感的牵扯和纠葛之中，“凡为相反的情感所激动的人，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每遇着一件小事，都易陷于没有主见，左右摇摆”。
斯宾诺莎认为，要摆脱这样的心灵烦扰，就需要明确把握判断人类欲望好坏的理性标准。按照流俗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需要诉诸传统的善恶概念，但斯宾诺莎反对用抽象的道德观念做出这样的判断，而是主张以理性观照的自然状态来做出判断。“自然之中不存在着善恶的区别，但对每一个不同的存在样态来说，事物却各有利弊。善恶的道德对立消失了，这不表示所有的东西，或所有的存在都是平等的。……我们行动的力量有增有减。事物的利与弊提供了一个真正伦理学上的区别……。”而欲望的利弊与好坏，取决于由此产生的思维与活动是否有助于一个人保存自身的本性。
初看起来，自我保存是人类的一种相当平庸、缺乏挑战性的追求，但斯宾诺莎并不是按照禽兽的低俗标准，而是按照神的高贵标准看待这种人性追求的。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神不断追求自身的圆满，“一个能思想者所能思想的事物愈多，则我们便认为它具有愈多的实在性或圆满性”。所谓圆满，是让理智追求的目的能够在尽可能多的环境下存在，“不能够存在就是无力，反之，能够存在就是有力”。对人的生存来说，一个人越是能够使自己适宜于接受多方面的影响，越是能够有力地影响外界的事物，那么这个人也就越具有圆满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圆满性并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神学教条，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残酷的力的较量。惯于在现代文明温和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或许早已遗忘了没有现代科技辅助的人类在追求生存时遭遇的艰辛困境。“天地间没有任何个体事物不会被别的更强而有力的事物所超过。对任何一物来说，总必有另一个更强而有力之物可以将它毁灭。”相对于自然的强大力量，“人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是有限制的，且无限地为外部原因的力量所超过”。
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一个人想要追求自我的保存，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即便当代人身处的环境远比古人优越，这也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被抛入面对强大权力的碾压或操控的困境之中。一个人想要长久实现自我保存，或多或少会将自己卷入与专断权力对峙的状态。一个人需要通过理智对自己的天性或本性形成真正的理解，以便摆脱被权力精心唤起的被动情感的操控。
在斯宾诺莎看来，专断权力之所以总是诉诸被动情感以操控他人，是因为：
人的本性总是想他人依照他的意思而生活……。这种欲望，如果在一个无有理性指导的人，便是被动的情感，叫作野心……但反之，如果在一个依理性的命令而生活的人，则是主动的德行或德性，叫作责任心……。同样所有一切的要求，或欲望，只有起于不正确的观念的才算是被动的情感，而凡是为正确的观念所引起的或产生的欲望都属于德性之内。
摆脱被动情感操控的关键，就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准确理解和践行德性，消解没有用理性加以节制的激情，形成“坚韧和高贵的品质”。所谓德性，就奠基于按照理性的指导追求“美好生活”和“真实存在”的欲望。一个人在德性上的出类拔萃，并不在于利用权力操控了多少人，而在于这个人是否按照自己的真实存在去肯定自我和保存自我。因此，“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的唯一的基础”，“我们不能设想任何先于保存自我的努力的德性”。
专断权力热衷于贬低自我，否定个性，极力动用各种华美的修辞，企图将个体消融于集体意志和传统习俗之中，将成为宏大叙事的廉价耗材作为至高的德性。斯宾诺莎完全不赞同这样的“德性”。他指出，真正的德性是“寻求在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而且“一个人，只要他由于被不正确的观念所决定而有某种行动，决不能完全说是遵循德性而行”。
世俗迷信之人“所汲汲从事的，不在于以理性去指导人，而在于用恐怖去恫吓人，只在于使人避害，而不在于使人爱德”，“其目的实不外乎使他人也像他们一样的苦恼”，并在惶惶不安中通过攀附权威来肯定自我，最终屈从于专断权力下达的种种不合理命令。相较之下，凡起于理性的情感和欲望，决不能起于恐惧和不安这样被动的情感，而是应该“遵循理性的指导”，“直接地追求善，只是间接地避免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坚定地推荐理性生活是通往真正幸福的道德，并警告人们不要被激情和不断变化的情绪所‘左右’，因为这些情绪是人们对自己周围世界的被动情感反应”。当周围世界是扭曲和狂热的时候，这些情绪也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专断和暴虐。
庸常的心智或许会以为，一个人倘若在自己的生活中遵循理性的指导，那就是要排除一切情感的干扰，让自己像机器人一样没有情感地执行理性决策发布的每一道命令，但这并不是斯宾诺莎构想的理想生活方式。斯宾诺莎并不认为心灵仅仅凭借理性和意志就可以直接控制身体的种种活动，因为人常常“受制于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善恶的真知识，足以引起心灵的冲突，而且每每为种种情欲所降服”，“人的某一个情欲或情感的力量可以那样地超过他的一切别的行为或力量，致使他牢固地为这个情感所束缚住”。想要克制一种情感，就只有诉诸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情感，“就善恶的真知识仅仅作为真知识而言，决不能克制情感，唯有就善恶的真知识被认作一种情感而言，才能克制情感”。
换句话说，理性克制或摆脱被动情感的方式，并不是完全排斥情感，而是通过深刻犀利的推理和分析，揭示出被权力操控的被动情感对一个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利益形成的种种潜在危害，从而唤起这个人更强大的主动情感去抵御贬低自我和否定自我的被动情感，去追求有助于自我保存的自由、快乐和尊严。专断权力热衷于运用对死亡的畏惧、对他人的仇恨和对民众的傲慢以操控人心，而斯宾诺莎相信，通过理性的分析，明智的人会充分唤起更强大的主动情感，克服这些被动情感对自己的奴役。
一个人对致命威胁会产生强烈的畏惧，这种情感本身是服务于自我保存的，因而具有合理性。但专断权力经常利用这种合理的情绪，无限夸大某些情况的危险程度，利用一个人对死亡的畏惧感，让这个人放弃行动和思考的自由。当这个人自以为放弃了自由即处于最安全的处境时，他实际上无异于被囚禁在控制最严格的监狱之中，反倒把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于专断意志之下。这不仅会丧失实现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可贵契机，还会陷入更没有安全保障的生存处境。斯宾诺莎认为，只有当一个人通过理智将自己的心灵与关于神的伟大知识联系起来时，这个人的心灵的绝大部分内容才会充斥着永恒的属性和刚毅的勇气，才有可能适应包含最严酷威胁的绝大多数处境，因而“是绝不畏死的”，不会用自由换取虚假的安全。“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一个人会仇恨威胁自己生存的人，这也不足为奇，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的很多仇恨并不是出于实际的威胁，而是出于虚假的宣传。仇恨的对象远在天边，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人的实际生存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但在权力的精巧操控下，一个人对遥远事物的仇恨就可以转移或掩盖这个人对周围事物的不满或怨恨。初看起来，这似乎有利于维护既定秩序，但实际上恰恰孕育了更多可能瓦解既定秩序的仇恨。“假如一个人想象着有人恨他，并且相信他没有可以引起那人恨他的原因，那么他也将恨那人。”
对他人的无端仇恨不会长久维持一个群体的稳定，只会让这个群体充满戾气地在群体之外树立无数敌人。这种充满敌意的氛围即便没有摧毁这个群体，也堵塞了这个群体发展壮大自身的诸多可能性。在不断变得贫乏的环境中，这个群体面临的往往是更多的挑战，而不是更稳妥的安排。仇恨滋长仇恨，更多的仇恨只能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仇恨只能被爱与宽容彻底征服，而“为爱所完全征服的恨，将变成爱，而这种爱将比前此未曾经历过恨时为更大”，这才是一种将人类引向自发的创造与建设的主动情感。
一个人为肯定自己的生存，就要相信自己在群体中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就希望他人承认自己的出类拔萃，就会为了他人的承认而努力奋斗。这种追求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当专断权力以不正当手段树立了自身的权威后，扭曲的权威给予的承认或认同也成了一种操控人心的手段。专断权力利用廉价的认可，不断助长一个人的傲慢，以便让他鄙视常识与良知，死心塌地为自己做出各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恶行。实际上，这种权威认同只不过是变相的谄媚，由此产生的骄傲就是“由于一个人具有自认为高过别人的错误意见而引起的快乐”。因对自身的无知，骄傲的人还特别喜欢依附他的人，厌恶其他高尚的或能力超群的人，“于是他只喜欢结识那些谄媚依附的人，结果这些人愚弄他，迎合他那软弱的心灵，把由一个愚人弄成一个狂人”。
一旦遭遇失败或身处逆境，骄傲的人就会迅速变为自卑的人。“自卑虽是与骄傲反对，但实际却与骄傲最为接近”，“有许多以卑微退让著名的人，每每是异常傲慢，异常有野心的人”，因为这两者都缺乏独立的思想来肯定自我的价值，都以他人为中心来评判自己，都缺乏真正的平等与仁爱之心，总是想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最喜欢努力观察别人的行为，其目的大都只在指责别人，而不在匡正别人”。
斯宾诺莎对这种通过被动情感来操控人心的狂妄野心评价很低，因为操控人心的权力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变幻不定的东西。“……心灵的许多病态和不幸大都基于爱恋着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又是变化无常而决不是我们所能确实享有的。……一切的侮辱、疑忌、仇恨等等，可以说都是起于爱恋那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实掌握的东西。”
然而，野心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基于冲动，努力“使别人爱他所爱的东西，使别人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而生活”，因而他会使得“那些另有不同的嗜好的人”，以及“基于同样的冲动也想努力使别人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而生活的人”特别恨他。归根到底，他们狂热追求的只是让其他人都服从自己的绝对权力，而这种权力只能是“单独占有之物”。
在斯宾诺莎看来，通过理性的哲学反思，就可以看透这种野心的虚妄。不断利用被动情感来恐吓民众、操控人心的智术师和野心家，不管攫取了多大的权力，他们终究是受困于痛苦激情的精神奴隶。“奴隶通过痛苦激情而为我们所知，自由人则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快乐，包括被动的或主动的快乐，而被辨认出来。”“城邦若是越建立在快乐情感基础上，则自身越健全；这样一来，对自由的爱将压过虚幻的希望、恐惧和自信。”对斯宾诺莎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能够理性地行动，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是自我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或机械模式的结果”。在自由和健全的生存处境中，智者就不会像愚人那样“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而是会克服种种不合理的情感和欲望的奴役，“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斯宾诺莎承认，正如一切高贵的事物都是稀少的，通向这种高贵智慧的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正是这种艰难曲折，才配得上哲学至高的智识地位和沉重的智识使命，因为哲学思辨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思考艰难沉重的事物。
本文选编自《重归本真：从苏格拉底到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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