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典礼定在鲁迅逝世90周年之际。上海作协主席说：“这是上海的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
那一晚，获奖者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年过五十的外卖骑手，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
一个送外卖的人，用诗歌记录低处的生活，最终站在了以“鲁迅”命名的高台上。他没有引用鲁迅的句子，没有喊鲁迅的口号。他只是用自己的诗说话。
这场盛典，九十年前那个人大概不会在意。
1933年，鲁迅搬进虹口大陆新村9号，一栋三层红砖里弄房屋。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最后三年半，写下《》等大批经典，直到1936年10月19日清晨在那里逝世。就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死》。文章结尾那七条是：
丧事不要收钱，赶快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别做空头文学家，别信别人的应许，别靠近伪宽容的人。
而今天，我们在他生活过的城市，用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纪念他。
他若活着，大概会冷笑一声。九十年前他就说过：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但他毕竟不在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聊聊这七条。不是为了纪念他，而是为了不辜负他最后那句嘱托——管好自己的生活。
”。可它不像遗嘱。没有房产分配，没有存款交代，没有温情脉脉的诀别。倒像七颗钉子，钉在棺材板上，也扎在活人的心上。
据
等学者把它称作鲁迅的“思想遗嘱”，认为它是鲁迅一生中少有的“露出自己的血肉”的文字。陈占彪则将其定位为一份面向家属的“家事遗嘱”，形容它是鲁迅用生命谱写的“一首无韵的生命之歌”。这七条里，前三条说的是同一件事：别把我的死，变成一场热闹。
第一条：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第二条：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第三条：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鲁迅太知道中国人怎么办丧事了：收礼、摆席、吹打、立碑、写挽联，最后把死人做成活人的脸面。他不要这个。他甚至不要纪念。
但第一条留了一个口子——“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这不是自相矛盾。他反感的不是人情，而是把丧事变成交易。据回忆，这一句是后来加上去的。鲁迅原文只有“不得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任何人”三字是否改一下，鲁迅便补了这句。冷硬里有一丝暖意，只是这暖意很小，只给老朋友。
然而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先生的遗言是“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但民众的葬仪，却胜似国葬。四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葬仪者，前后多至数万人。为他抬棺的是巴金、胡风、萧军、黎烈文等十六位作家，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九十年前是万人送葬，九十年后是盛典颁奖，永久落户。这是违背吗？不全是。当时的纪念文里说得很清楚：鲁迅虽然死了，他的精神、思想永远不会“埋掉拉倒”。在民族存亡面前，作为“战士”的鲁迅鼓舞着千万万人的心。
有一种纪念形式是能够且必须做到的——研究他的作品，学习他为大众为真理的精神。王余杞则指出，鲁迅之所以要求一切从简，源自他一贯的警惕，是防“一些人另有企图的纪念”。
而七条之中，最像鲁迅的还是第四条：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钱理群在北大讲鲁迅时，对这一条有极精彩的阐发。他说，为什么鲁迅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说过，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他看来的理想状态是：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诗人王计兵站在以他命名的领奖台上，说“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大概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接近鲁迅想看到的样子。一个外卖员靠自己的诗站在了那里，不靠恩赐，不靠应许。鲁迅说“管自己的生活”，他管出了自己的诗。
说到孩子，第五条便浮现出来：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一条是对当时七岁的周海婴说的。但“空头”两个字，也是后来加的。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初稿写的是“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觉得“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鲁迅同意改，想了一会儿，自己加上了“空头”二字。
周海婴后来学了无线电，做技术工作，一辈子都在践行父亲“不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训。他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作为鲁迅的儿子，他一辈子活在父亲的“人场”里。
鲁迅对“文学家”这个身份本身也有过深刻的失望。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今天“空头”更多了。空头专家、空头网红、空头导师、空头公共知识分子。鲁迅若活着，大概会冷笑一声：还是那套。
第六条说的还是这个“空”字：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这不是教人背信，而是教人别把命运押在别人的承诺上。鲁迅一生见过太多许诺、背叛、空头支票。靠别人答应活着，最后多半失望。冷，是为了让人站直。
而最狠的，还是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牙眼”是切肤之痛。有人明明伤了你，却反过来劝你大度，劝你宽容，反对你报复。这种人最危险。
鲁迅反对的不是宽容本身，而是单向的、要求受害者闭嘴的伪宽容。今天也一样。劝人大度的人，往往不是被伤害的人。网络上、职场上、家庭里，最常见的句式就是“算了吧”“别计较”“你要大度”。说这话的人，常常正是那个没有受伤的人。
七条之后还有一段，不少人把这段算作“第八条”。
鲁迅写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长期以来，这段内容被视为七条之外的附加。但与其说它是第八条，不如说它是这七条的地基。
第七条说的是“我不接近谁”，这一段说的是“我不宽恕谁”。前者是防御，后者是宣言。没有这一段，七条遗嘱就只是七条处世格言；有了这一段，它才是一份完整的、鲁迅式的告别。
陈丹青把这句话和世界文学中的临终之言做过比较。他说，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古今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一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
他写道：“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尼采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
陈丹青还想起法国怀疑论者蒙田临终时的一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也一点都不宽恕”，三百多年前的欧洲人和近百年前的中国作家，放在一起看，确实很有意思。
七条合起来，核心不是仇恨，是清醒。当时一位英国作者在鲁迅逝世后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长期的战士，而不是某一阶段的战士。他是领导中国全民族前进的大师，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保镖。纪念鲁迅，只有用行动去纪念他。“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是这位战士最后给我们的命令。
鲁迅叫我们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这句话很难做到。因为忘记比纪念难，独立比崇拜难。纪念一个人，只需献花、鞠躬、写文章；忘记一个人，却要真正活出自己的判断。
黄子平教授在讲鲁迅时甚至自我解嘲说，他对《野草》“害怕不朽”的解读，也是在背叛鲁迅遗嘱。这话里有真意。我们每一次谈论鲁迅，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他“忘记我”的嘱托。但或许，纪念的真义，不在谈与不谈，而在谈的时候，有没有用自己的脑子。
那晚的盛典很热闹。王计兵的诗很好。鲁迅若在，大概会轻声说一句：赶快收敛，埋掉，拉倒。话虽这么说，他终究是希望我们把日子过好，而不是把心思都花在他身上。
然后转身走开，去管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