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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代表，不少家长选择为孩子接种高价次疫苗，这又平添了几分校园集中接种的执行难度——若只提供免费苗，部分家庭可能自行前往接种门诊；如果允许学生选择其他价型疫苗，则需要提前完成接种意愿和疫苗种类摸底，并根据不同选择准备相应疫苗，现场组织难度明显增加。
如何破局？在汤胜蓝看来，首先是强化制度保障。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学校接种依赖于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而非短期行动。尽管考虑到中国国情，HPV疫苗进校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在达到一定接种规模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学校接种可能更具成本效果。
但鉴于HPV目标人群高度集中于校园，汤胜蓝认为，无论疫苗是否进校，接种率的提升都离不开教育系统的参与，所以健全激励机制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依然迫在眉睫。在激励机制方面，可探索将学校接种相关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或免疫规划项目的经费保障范围。
随着预防接种转向主动健康阶段，与儿童接种不同，学生个人意愿也应充分尊重。
汤胜蓝提到，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部分国家还专门建立了青春期学生自主意愿与监护人知情同意之间的处理机制。对于家长未提交同意书、但学生本人希望接种的情况，则由专业免疫人员评估其是否具备自主同意能力。学生接种意愿和家长意见不一致时的判断和沟通责任由专业免疫团队承担。
“HPV疫苗目标人群已进入青春期，学校接种不能简单沿用婴幼儿时期以监护人为唯一沟通对象的免疫服务模式。建议在保障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同时，将青少年本人纳入疫苗健康教育和接种沟通的对象。”汤胜蓝说。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