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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成了全球最贵“健身房”

更新于 2026-09-27 02:09

进入2026年,中国成为跨国企业""的说法日益出圈,意思是跨国企业只要能在中国市场顶住极致的价格竞争压力和技术迭代速度,就能练就在全球任何地区生存和取胜的能力。



“健身房”也成为近日举办的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上的热议话题。


在一场题为“全球化企业的新竞合逻辑”的圆桌讨论中,四位全球化企业的高管——两位来自入华经营多年的跨国企业,另两位来自正大举出海的中国企业——分享了各自公司如何以“”反哺全球经营的案例。


从左至右:日产汽车公司执行高管、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经理关口勋,采埃孚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亚太区运营总裁汪润怡,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广军,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汽国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家才及《财富》中国上海执行主编王昉  


对此感受最深的当属日产汽车公司执行高管、东风日产乘用车总经理关口勋(Isao Sekiguchi)。


“过去12个月,我的关键词是‘残酷’,”他笑着说。



“中国新能源车型的设计以及成本优势已经重塑了全球汽车行业”,关口勋说。


在这一判断下,日产将中国列为与日、美并列的三大主要市场之一,并将中国作为创新与出口基地。通过与华为、、Momenta等本土伙伴的深度协作,东风日产正在利用中国汽车产业链生态,实现快速决策与快速上市。


这种自主权正在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力。东风日产N序列纯电车型N7从概念车亮相到预订开启仅用时12个月,打破了日产全球产品传统的开发周期;锋坦皮卡更实现“中国研发、全球验证、全球销售”的反向链路。2025年,日产还在广州成立了进出口公司,将中国团队主导开发的车型直接推向海外市场。


关口勋说,日产正从“在中国为中国”,延伸为“在中国为全球”。


就在合资车企竭力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之际,中国车企正在大举跨出国门。


在加入广汽之前,陈家才曾主导奇瑞捷途的国际化。他将出海概括为三个阶段:“走出去靠产品,走进去靠体系,走上去靠品牌。”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车企出海已进入“体系竞争”阶段——比的不再是单一产品,而是组织效率、营销方法论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整体输出,前提则是合规与文化融合。


他对“中国速度”有着审慎的定义:它不再是早年粗放式出口的代名词,而是建立在自主创新、新能源技术积累、完备产业链基础之上的“有质量、有秩序”的全球化能力。


尽管中国车企势头迅猛——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占全球市场份额60%以上——但产业中真正享誉全球、能与日欧百年车企比肩的品牌还不多。


陈家才坦承,日产在中国奉行的“在当地为全球”的做法,值得所有中国车企借鉴。“让贴近市场的人员来决定市场、来做决策,这是全球化经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无论是日产在华的反向输出,还是广汽向外的体系复制,都离不开供应链的支撑。这场讨论中的唯一女性高管——汪润怡,是德国老牌汽车零配件巨头采埃孚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亚太区运营总裁。身处中德汽车产业竞争最前线的采埃孚,也最能体会一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健身”的收益与挑战。


汪润怡简述了中国市场对采埃孚的重塑作用:公司前沿产品在华研发周期已从三四年压缩至12个月甚至更短,800V碳化硅电驱系统、线控转向系统等前沿技术均选择在中国首发。


“技术不再只是传统上从德国或北美传向中国,现在也可以从中国领先,”汪润怡说。


但这一过程也充满张力。作为德国汽车工业的核心供应商,采埃孚正面临身份上的挑战:它既服务于奔驰、宝马等德国传统豪强,也深度绑定蔚来、小鹏、零跑等正在全球冲击德国车企的中国新势力。


在被问道“您跟德国总部有没有纠结过,某一项德国先进技术到底要不要卖给中国”的问题时,汪润怡坦言,很多跨国企业对中国经历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全面拥抱”的转变,“企业要追求经济利益”,虽然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阻力,“但作为企业家,我们要想着怎么能让行业利益最大化”。


当德国工业巨头在中国重塑自身时,中国工业资本正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全球竞合——不是作为挑战者,而是作为“连接器”。


同台讨论的景广军是广州工控集团董事长。2023年首次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的广州工控,通过资本运作控股山河智能、孚能科技、鼎汉技术等多家上市公司,已构建了横跨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电池的工业版图。


景广军总结了广州工控的“生态出海”模式,即带动旗下46个业态、数百家关联企业协同出海。他说,抱团出海,而非单打独斗,可以帮助企业共同应对外部市场从关税到地缘政治等各种不确定性,保证供应链韧性,并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他还以旗下鼎汉技术为例,描述了一条“全球并购—本土孵化—反向输出”的国际化路径:鼎汉在收购一家德国电源技术公司后,依托中国在高铁和城轨领域的应用场景与供应链完备性,双方团队在广州完成二次开发,将固态电子变压器产品的成本降低了20%,产品交付周期缩短了50%,“这在德国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景广军说。这些性能提升后的产品,如今又反向供应给西门子、阿尔斯通等欧洲工业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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