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父张开地做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代相国，父亲张平又做了厘王、悼惠王两代，连起来五代给韩国执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韩国被秦灭那年，张良家光家僮就有三百人；为了报仇，他把兄弟的丧事都搁下，“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家产全砸进去。这出身跟再看他的后半生：“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还放话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话是说得潇洒，往深里看，未必是看破红尘，更像一个在台面上已经没戏可唱的人，找个体面的由头退场。新朝刚立，功臣们抢功抢爵抢得头破血流，张良知道自己那点东西在这张桌上拿不出手，索性先把自己摘下来，免得被人挤得更难看。张良和刘交当年苦心学的那些礼法、《诗》三百，本来是旧时代最体面的本事，到了汉朝，却连个像样的用处都找不着，充其量给新贵们当装点门面的装饰品。真正管用的，是军功、是关系、是那支精锐部队的功劳簿。张良这一身旧本事用不上，争又争不过，最后就只能被边缘化。他这一辈子，与其说是神话里那个呼风唤雨的谋圣，不如说是一个被时代甩下、靠体面退场保住性命的旧贵族。理解到这里，再回头看那个被供上神坛的千古谋圣，就该打个问号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旧贵族，为什么会被后世捧成“谋圣”？说穿了，是司马迁那支笔需要一块遮羞布，替那两股被隐去的势力打掩护。把张良当人生偶像、当谋略教科书，大概率是要错付的。当然，这也只是船夫的一家之言，仁者见仁。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