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苏联唯一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经历了一场现实版“囚禁”：对外通讯全被切断，海上军舰巡逻，陆地岗哨密布，外界消息只能靠一台偷偷留下的索尼收音机。多年后，他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中，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了这73小时，以及它如何成为苏联崩溃的最后一击。
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会见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商量签约后修宪、选举新权力机构等事宜。叶利钦甚至表示，愿意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联盟总统。会谈还提到，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强硬派高层应当退休。但这次谈话被窃听，成了后来冲突的导火索。
会谈后，戈尔巴乔夫到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说是休假，工作却没有停止：他继续和各地领导人通话，跟进条约筹备工作，连回莫斯科签约的飞机都安排好了。
可莫斯科暗流已起。副总统亚纳耶夫、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人强烈反对新联盟条约。他们很清楚，条约一旦签署，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大幅缩水。戈尔巴乔夫后来判断，这些人嘴上喊“挽救国家”，本质是害怕失去地位和既得利益。
8月18日下午，变故突然降临。戈尔巴乔夫刚结束工作电话，警卫局长就紧急报告：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等人未经邀请，已到别墅。戈尔巴乔夫想打电话到莫斯科，发现专用红机和普通电话线全被切断。他立刻意识到政变发生，叫来妻子赖莎和子女，叮嘱做好最坏打算。很快，电视和广播也只能播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宣传内容，别墅成了囚笼。
来人拿出预先拟好的文件，向戈尔巴乔夫下最后通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成立，国家正走向灾难，要求他立刻签署全国紧急状态法令。戈尔巴乔夫拒绝后，对方又给出两个选择：把总统权力交给亚纳耶夫，事后归还；或者主动辞职。
戈尔巴乔夫全部拒绝。他提出，出路是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如果对国家方针有异议，应召开最高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变只会带来流血，民众不会接受倒退。谈崩后，这些人匆匆返回莫斯科，推进政变计划。
从8月18日傍晚到21日傍晚，整整73小时，戈尔巴乔夫一家被软禁。福罗斯陆地出入口设武装岗哨，海上多艘军舰封锁，原定接送他的飞机、直升机全被调走。政变集团对外散布谣言，称其重病已无法履职，甚至逼医生伪造健康恶化证明，想给政变披上合法外衣。
与世隔绝中，一台小小的索尼半导体收音机成了唯一消息来源。一家人悄悄收听境外广播，才零星知道：军队开进莫斯科，叶利钦登上坦克谴责政变，市民自发筑起街垒抵抗。为防止真相被埋没，戈尔巴乔夫口授政治声明，家人录进录像带，拆开后分散藏在别墅各处。
那是充满恐惧的三天。戈尔巴乔夫一家担心大批登陆舰前来，全家做好了最坏准备。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一事件使赖莎此后被病痛折磨两年，子女也承受巨大精神压力。戈尔巴乔夫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
政变没有按策划者设想推进。莫斯科内部出现分裂，不少军队将领拒绝向平民动手，俄罗斯议会和大量民众公开抵制。政变集团也迅速瓦解：亚纳耶夫动摇、酗酒，总理帕夫洛夫装病住院，核心成员互相猜忌推诿。
8月21日，眼见大势已去，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飞往福罗斯，还想再次施压。戈尔巴乔夫下令封锁别墅，提出条件：“不全面恢复通讯，不见任何人。”
17点45分，中断73小时的通讯终于恢复，软禁结束。随后，俄罗斯议会代表团抵达克里米亚，戈尔巴乔夫重获自由，返回莫斯科。
重回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他感慨：“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八一九政变虽三天破产，却彻底摧毁了苏联残存的政治根基。新联盟条约作废，独立浪潮汹涌，政变前后不到两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九国宣布独立。
据苏联社会舆论调查，当时约四成民众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抱有同情，除俄罗斯外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在观望，部分外国势力也在等待结果。如果政变提前一年发生，结局或许不同。苏共高层更令他失望：卢基扬诺夫明知“总统病重”是谎言却冷眼旁观，伊瓦什科没有公开切割，甚至指示地方党组织支持政变。苏共在危机中四分五裂。
戈尔巴乔夫保住了名义上的总统职位，但苏联已名存实亡。1991年12月8日，《别洛韦日协定》签署，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构想本身没错，错在苏共内部改革起步太晚，策略上也有诸多失误。
八一九事件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千疮百孔的苏联推向无可挽回的终点。福罗斯别墅那73小时，也成为大国崩塌过程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