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 一张旧名单的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成员登记表。

这是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群里转发的一张照片，是昔日古代室成员的登记表，包括退休和在职的所有人员。表里没有孙楷第先生（1898—1986），而有齐天举先生（1942—1989），可以推测这份表格是1988年我（3月）和王筱芸师姐（11月）进所后、齐先生去世前的两年内制作的。表里排在陈友琴先生之前的，似都是已退休的先生，乔象钟先生列名其中，可见乔先生也已退休。齐天举先生病逝于1989年11月26日，那么表格很可能作于当年下半年。此时施议对先生尚未移居香港，所以还有他的名字。

这份表格是古代室辉煌时代的一个记录。表格里登记的43人，如今半数已作古。从文学所建所开始，古代文学方向的成员大概分为四个年龄段：王伯祥、孙楷第、俞平伯、钱锺书、吴晓铃、范宁等先生是一辈；然后乔象钟、曹道衡、沈玉成、陈毓罴、邓绍基、陆永品、刘世德等先生又是一辈；再下面就是石昌渝、刘扬忠、施议对、董乃斌、么书仪、韦凤娟等先生，所谓“黄埔一期”的一辈；最后是杨镰、侯光复、王筱芸师姐、郑永晓和我，属于小字辈，包括秘书韩燕春，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

古代室历来是文学所也是中国社科院最大的研究室，人员最多时据说有40人，我进所时还有32人，直到二〇一几年才定编为18人。这相对于国内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多的了。徐公持先生回忆他1964年研究生毕业进所时古代室的盛况，说：“组长余冠英先生之外，有王伯祥，他是时年最高者，长髯垂胸，德高望重；有俞平伯，红学大家，如雷贯耳；有钱锺书，才情喷薄，名震中外；有吴世昌，中西贯通，诗文兼优；有吴晓铃，诗词曲说，号称全才；有陈友琴，传统文士，方正古雅；有范宁，亦为西南联大闻一多、朱自清高足，博学多闻；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各具才情，按年次排列有胡念贻、乔象钟、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等。”（《“佳期自古稀”——我的学术道路》，《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众多优秀学者聚合在一起，尤其是老辈先生学殖深厚，中年一辈学有专攻，使古代室成为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2005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室新年雅集。作者供图

第二代学者，学界就比较熟悉了，学术优势集中在中古文学和元明清戏曲小说两个领域。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不用说，是中古文学研究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他们对南北朝文学的深入钻研和多方面开拓迄今难以逾越，二老多年的学术合作和深厚友谊也传为佳话。戏曲小说方面，陈毓罴先生在我心目中首先是一位品格超脱、有学术操守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位小说专家，他是古代室有影响的红学家之一，虽然著述不算多，但精审足以传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不为势利所动，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令人肃然起敬。刘世德先生是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透彻的小说专家，思路清晰，口才极好，在小说版本研究方面学界鲜出其右。他著述勤奋，孜孜不倦，退休以后仍新著迭出，与同室谭家健先生、理论室杜书瀛先生并为老学不倦、激励后生的前辈典型。邓绍基先生则是第二代学者中治学面最广的学者，在戏曲、小说和诗文方面都有广泛的涉猎。他的行政能力也很出色，据说是何其芳所长在行政方面着意培养的后劲。文学所十四卷文学史就是邓先生主持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所里少数几位口才很好的学者之一。

王学泰先生，按年龄虽然比石昌渝和施议对两位还小，但他的经历却比其他先生都要复杂。他在“文革”中遭受多年迫害的经历，让他对历史、文学中的政治内容和文化背景具有特殊的敏感、透彻的认识。他对中国古代传统中“游民”意识的揭示和阐发影响极大，他的学术专著和文化随笔，相比古代室其他学者来说，也是流传最广、拥有读者最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学界甚至整个学界。

风流人物俱往矣，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道道学术年轮的刻痕，或深或浅。该有的名字都在格子里了，但年轮不总在延续。记得有一次上班，到得比较早，只有么书仪先生在研究室。么先生发了一通感慨，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人生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刚进所，余先生他们那一页就翻过去了。没多久，邓先生他们那一页也翻过去了。再过过就是我们这一页要翻过去了。”我当时还不能真正体会她言下的黯淡意趣。此刻，视线拂过一个个名字，凭吊那些有声或无声地消失的生命，深深的悲怆由心底涌出，塞满喉头。逝者如斯，虽然无关表格登记的背景，但作为过来之人，我脑海里只有《兰亭序》那些熟悉的文字油然浮现——“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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