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撰文｜李雅堂（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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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听了一场学术报告。主讲人在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撑时，脱口而出的总是“这篇Nature文章”或“那篇Science文章”的结论，而不是某位同行、某个团队的工作。仿佛论文的质量不取决于作者是谁、做了什么实验，而取决于它刊载在哪个封面之下。
这让我想起去年一次学术聚谈。席间有人提到，与著名期刊编委走动往来，在国内学界已成“显学”。两件事放在一起，便拼出一幅图景：实验室和研究者正在从学术叙事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期刊名称。科学传播的对象，从“谁发现了什么”变成了“哪里发表了什么”。
如此怪象，值得深思。被记住的不是搞科研的人——那些真正设计实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的主体——而是作为载体的期刊。反观期刊，
若将这种逻辑平移到图书出版领域，其逻辑尤显荒诞。可曾听说哪位读者谈起某本书时，不知道作者却只知道出版社？难道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就一定比某地方小社出版的同题作品更有“学术含金量”？纸张的出处远不及其中的内容重要，这在读书界近乎常识，却在学术界被颠倒了过来。
更应思考的是对贡献评价体系的影响。古往今来，人类评价一个学者对知识的贡献，从来是看他发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启发了什么。
我并非全然否定期刊分层的意义。同行评议和学术发表的把关机制，在理想状态下确实承担着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异化已影响到下一代科研人员。年轻研究者入职时最先被规训的，不是如何提问、如何设计实验，而是“发几篇什么分区的文章才能留下”；博士生延毕，不是因为研究尚待深化，而是因为“还差一篇某刊的论文”。当评价体系倒过来塑造了研究的形态，学者的好奇心便被安放在一个极为逼仄的缝隙里——只能做“能发在好期刊上”的研究，而非“值得做”的研究。
学术本该是学者的事业，如今却渐次沦为期刊的事业。当所有人都用期刊名称来为知识背书时，人便消失了。而人一旦消失，学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